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极具反差感的城市。一方面，它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商业大都市之一，殖民建筑、摩天大楼和豪华商店林立；另一方面，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，尤其是在因中日战争而遭受严重破坏的街区。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区首当其冲，饱受战火摧残。

1939 年 4 月，赫尔曼和伊尔莎抵达虹口，最初住进了朝丰收容所。这座原本用于传教的大楼被临时改造成难民收容所[1]，环境极其拥挤，饮食匮乏，巨大罐子既可以用于存放食物，又被拿来煮茶，卫生条件堪忧。猩红热、痢疾等传染病迅速蔓延。他们入住几天后，朝丰收容所便实行了隔离措施，以遏制疫情传播。几个月后，赫尔曼和伊尔莎设法搬出了收容所，与另外三位难民合租了虹口一栋房屋中的两个相连小房间。一年后，他们再次带着仅有的行李，在区内搬迁。

起初，伊尔莎和赫尔曼并不打算在上海长居。抵达不久后，他们前往苏联领事馆，申请前往斯大林为犹太人设立的定居点——比罗比詹（Birobidzhan）。赫尔曼·克里普斯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犹太青年组织 “Schwarzer Haufen”。赫尔曼在前往上海前已经在自学英语，到达后又开始学习俄语。然而，克里普斯夫妇的申请迟迟未获处理，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，离开上海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。

1939 年 10 月，伊尔莎与赫尔曼·克里普斯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女儿索尼娅。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并未立即获得官方承认。负责新生儿登记的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，依据1938年8月颁布的《关于使用名字的指令》，拒绝登记这一名字。按照该命令，犹太新生儿的名字只能从特定名单中选取，以便识别其身份。由于赫尔曼·克里普斯拒绝从名单中选择一个名字，婴儿未能在德方登记在册，名字在官方记录中缺席。即使远在上海，这个家庭仍难以摆脱纳粹政权带来的阴影与控制。12 月，他们终于在英国城市医院为女儿获得了出生证明，证件背面印有“上海市政府公共卫生部”字样。至此，孩子终于在上海“落户”。

[1]虹口区共有七个难民收容所，分别设在以前的工厂厂房、学校和传教会大楼内。

图片注释:

1) 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坐意大利船运公司的“Conte Verde”号到达上海，1938年。

2) 上海欧洲难民援助委员会的宣传单的节选。它为新抵达的难民提供信息和帮助。

3) 从黄浦江眺望虹口区的景色。前景为仓库和工厂建筑，1946年。

4) 从德国到上海的途中，赫尔曼·克里普斯一直随身携带《几天学会英语》，试图为流亡生活做准备。

5) 伊尔莎，赫尔曼和他们的女儿索尼娅在上海，摄于1940年6月。

6) 伊尔莎，赫尔曼和他们的女儿索尼娅在朝丰收容所，摄于1939年。

7) 由英国城市医院开具的索尼娅·克里普斯的出生证明，双面，带中国盖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