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，其对上海的占领也宣告结束，虹口区的隔离区于同年9月3日被撤销。犹太难民由此得以在城市中自由活动。战后，联合国救济和复员总署（UNRRA）开始提供援助，并在组织难民后继移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一援助改善了许多生活领域的物资供应，许多移民在短期内也在联合国救济和复员总署或美军中找到了工作。然而，他们的未来依然充满未知。许多人原本希望在战争结束后离开上海，去往美国、澳大利亚或巴勒斯坦，但由于移民限制依旧严格，他们直到大约两年后才得以陆续迁到或返回原籍国。

克里普斯一家列于少数主动选择返回德国的难民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在别无选择下做出的艰难决定，但赫尔曼和伊尔莎·克里普斯却积极投身于重建反法西斯的德国。早在 1939 年，他们就加入了上海一个非法的反法西斯小组[1]——在被占领的上海，政治讨论受到严格禁止。该团体的许多成员曾在德国加入德国共产党（KPD）或与之关系密切，主要负责成员培训以及宣传材料的制作和传播。在战争期间，他们还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保持联系，支持反法西斯斗争，并协助截获日本的无线电报。1945 年战争结束后，该组织成为“上海民主德国联盟”的创始成员之一，这一联盟致力于推动难民有序返回或后继移民，并与联合国救济和复员总署及国际难民组织（IRO）在上海的遣返办公室展开合作。此外，返回故乡还需要提供详尽的文件证明。

1947年夏天，克里普斯一家乘坐美国军舰“海军林克斯号”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，并于1947年8月16日抵达那不勒斯。这次为期数周的航行对克里普斯一家来说是一次情感复杂的旅程，因为它既意味着向曾经给予他们庇护的城市的告别，也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，同时又充满在德国即将面临的未知命运的担忧。从那不勒斯出发的295名德国返乡者（包括年仅两岁的彼得·克里普斯在内）乘坐货运列车继续行驶一周，最终于1947年8月21日抵达柏林的格奥尔利茨火车站。

[1] 该团体成员包括海因茨·格齐布（别名：阿西亚蒂库斯）， 约翰内斯（汉斯）·科尼格、沃尔特·佐莱克、贝特霍尔德·马纳塞、雅各布（佩内拉）和安妮玛丽·法斯、杰尼亚和冈特·诺贝尔、马克斯·莱温索恩等。据当时的活动人士回忆，核心小组约有二十多人，外围圈子约有七八十人。

图片注释:

1) 人们在外滩庆祝上海从日本占领中解放，摄于1945年9月。

2) 索尼娅和彼得·克里普斯在离开上海前几个月，摄于1947年4月。

3) 离开上海需要准备大量文件。

4) 苏联塔斯社记者为赫尔曼·克里普斯撰写的信件，关于其即将启程前往德国。伊尔莎和赫尔曼·克里普斯计划回国后投身于反法西斯德国的重建。

5) 在德国的新开始。克里普斯一家抵达柏林格奥尔利茨火车站，摄于1947年8月21日。